现金贷为什么不是你眼中的“魔鬼”?

高利贷不是魔鬼,现金贷更不是魔鬼。在残酷的现实和复杂的人心面前,高利率本身是没有罪的。不过,在任何时代,高利贷都不是一个体面的生意,最好闷声发财,别学罗敏、周亚辉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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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金贷从业者为趣店上市感到振奋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后面发生的一系列剧情,这家公司几乎将整个行业拖进了一场舆论灾难。

一时间,现金贷就是次贷、血贷、食人贷的言论甚嚣尘上。原本就充满争议的现金贷,眼看要成了过街老鼠。

本人对趣店及罗敏并无好感,无意为其洗地,参见《趣店风光上市:阿里给个入口,百亿美金到手》、《趣店逆袭:AT得道,鸡犬升天》。只不过,我认为当前对现金贷的指责,大多脱离了基础事实层面,充满了道德激情,乃至完全情绪化。

1、道德的困境

在展开今天的观点之前,我想先说两个小故事。

多年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他的观点在当时激起了极大争议,网友几乎一边倒的攻击这位被誉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老人家。

不得不承认,当时我还在校园里,在网上看到相关报道之后,最初的感觉是愤怒的,觉得这是对穷人的侮辱,凭什么穷人就不该有独立厕所?尽管我是一名经济系学生。

多年后,当我再次想起茅老和他的这个观点,觉得无比赞同,尤其在中国当前的现实环境下。

廉租房不建厕所,一方面可以减少权力寻租对廉租房的掠夺,另一方面还可以促使穷人在生活处境改善后退出廉租房,做到廉租房资源合理配置,给到真正需要它们的人。

尽管,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廉租房本该建的更好,乃至接近商品房标准,同时在一套严格、公正的筛选机制下,保证真正的穷人住进廉租房——可是现实的骨感在于,我们很难建立起这样的筛选机制。

每一个人都该享有独立厕所,这话本没错,但是你很可能分不到,与其这样,不如接受一个没有独立厕所的廉租房。

是啊,给穷人住的廉租房不配建厕所,听上去多么丧尽天良,多么让人不舒服,但这实际生活中,这样的制度设计的的确确对穷人更有利。或许在道德上存在瑕疵,但这是更优的结果。

另一个小故事,来自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说的是某地遭灾,朝廷开办粥厂赈灾,和珅去视察粥厂时,随手抓一把沙土洒在粥里,同行的大臣不解。和珅说:真正的灾民饥肠辘辘,不会在乎粥里有沙子,而蹭吃蹭喝的人就不会来,这样才能让最困难的人活下来。

大意都是,在资源分配机制无法保证公平的情况下,通过降低质量标准(道德标准),哪怕不那么道德、不那么体面,却可以让最终的情形变得更公平,更能增进弱势群体的福利。

无论是廉租房不建厕所,还是粥里掺沙土,在道德上都存在瑕疵,在情感上让人不舒服,但它们却能带来更道德的结果——难道穷人分不到带厕所的廉租房、喝不到不掺沙土的白粥,没得住、没得吃,就是道德的吗?

我们往往容易被道德激情所左右,忽略现实的复杂性。我们自以为做了更道德的选择,却很可能引发不道德的结果,这便是道德困境。

今年7月份的四川大凉山“格斗孤儿”事件,就是最新的案例。

2、高利贷不犯法

高利贷是指索取高额利息的贷款。但是,到底什么叫做高额利息,并没有统一规定。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同的认定。

在我国,高利贷几乎无处不在,在民间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风气更甚。关于高利贷,我国民间曾有以下套路:

大耳窿:借钱一万元,只能得到九千元,但还款时却要支付一万三千元。

驴打滚:又称利滚利,到期不还、利息翻番,并将利息计入下月本金。依此类推,本金逐月增加,利息逐月成倍增长,像驴打滚一样。

羊羔息:借一还二,如年初借100元,年末还200元。

在当代,高利贷还时不时引发社会问题。2011年-2012年,在我国温州、徐州等多个地区,曾爆发民间借贷危机,许多高利贷的借款人跑路乃至自杀,出借人损失惨重。

尽管如此,作为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利贷从未被明令禁止。有关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主要通过对利率进行指导要求,对高利贷形成一定的外部约束,但这些约束并没有太多的强制性。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发布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根据2015年9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规定,高利贷的标准不再以是否超过年利率24%为标准,而以是否超过36%为标准。

尽管如此,年利率超过36%的借贷行为,并不是非法的,仅仅是政策和法律上不被鼓励,并且通过相对保护借款人来制约出借人。当然,如果在高利贷过程中出现了违反自愿原则,或者是不当催收,就很可能触犯民法甚至刑法。

整体上,比起借不到钱,能够借到高息的钱,是更道德的情形。虽然在实际中,有时候会存在诱导放贷、掠夺性放贷等行为。

3、现金贷不等于高利贷

所谓现金贷,并无严格定义,在国内当前的语境下,广义的概念可以理解为面向个人的信用贷款,不含消费分期贷款。狭义的现金贷概念,一般是指纯线上的小额、短期、高息、无特定用途的信用贷款。

很多人将现金贷与英美等国的payday loan(发薪日贷款)相提并论。国外的发薪日贷款无须抵押,但会看借款人的工作及薪资记录,一般通过线下实体店完成,额度通常不超过1000美元,期限不超过一个月。在年化利率上,可以达到300%,甚至更高。

相形之下,国内的现金贷更为激进,在风控上更为宽松,尤其是互联网现金贷,。用户只需要在线提交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的身份证、手机号和社交账号,有时还需要个人征信报告查询授权,就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贷款。

但是,国内的现金贷并不一定就是高利贷。诸如腾讯微众银行推出的微粒贷和蚂蚁金服推出的借呗,日息一般万分之三到万分之五不等,实际年化利率10%-20%不等。

广义的概念里,商业银行这两年推出的互联网信用贷款产品,诸如工商银行的“融e借”、招商银行的“闪电贷”,日息可以低至万分之二乃至万分之一,实际年化利率10%都不到。

这样的现金贷也能算高利贷吗?何况,这些产品通常都可以提前还款,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违约金。

在额度上,目前银行系的产品以及微粒贷和借呗等,其额度可以达到10万、20万甚至更多,可以循环使用;在期限上,从1天到24个月不等。

因此,商业银行和大型互联网公司主导的现金贷产品,无论在利率、额度还是期限上,都超越了发薪日贷款的范畴,可以视为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用贷款业务的快速发展。

在这些头部公司之外,还有着数量众多的创业公司,它们的客户群体相对下沉,实际上是一个次级贷款市场,已经在美国上市的趣店、宜人贷和信而富都属于这一类,这几家公司的年化利率相对较高,但是还不算夸张,区间大概在20%-60%。

更加夸张的有没有?当然有。目前国内现金贷市场还是一个群魔乱舞的格局,许多草根创业者涌入,市场正在重演2013-2015年的P2P网贷行业乱象,因此年化利率100%甚至500%的产品都是存在的,但是并非行业主流。

4、现金贷不是魔鬼

那些利率相对较低的银行系、巨头系的现金贷产品,利率不算太高,使用起来快捷方便,应该算不得魔鬼吧。

哪怕是年化利率50%、100%乃至更高的现金贷产品,也未必是罪恶的。何况,考虑到大部分现金贷产品期限都很短,年化看起来很高,借款人实际承受的利息没那么多,在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其实,一切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借贷活动,就不该套上原罪。

道理很简单,如果能够获得足够额度的、更低利率的借款,没有人会选择高利贷。

当我们指责高利率的时候,是否真的想过,对于借款人来说,这笔钱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没有其他选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是否陷入了“何不食肉糜”的认知扭曲?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使用过现金贷的年轻小白领,听听他们怎么说。我本人及身边很多朋友,都是现金贷的受益者。借呗出现之后,我再没有为银行信用卡中心贡献一分钱利润,因为后者的成本远远要高——其实信用卡分期就是最典型的高利贷。

这并不是说,我完全认同当前的现金贷市场。熟悉新金融琅琊榜的朋友都知道,我曾经多次撰文质疑中国式现金贷的现状,包括《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现金贷是庞氏繁荣吗?》《宜人贷的估值之谜:高利贷还是高科技?》

我所关注的点主要在于:

1、信息不透明。真实的借贷成本没有直接、如实地告知用户,故意遮遮掩掩,很可能牵涉到虚假宣传和恶意诱导借款人。

2、砍头息不合理。在贷款发放前,许多平台都以服务费等名义从本金中扣除一部分资金,扣除比例有时候超过10%。

3、个人信息无保障。每个现金贷平台,都会要求用户提交极为私密的个人信息,平台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没有任何实际约束力。

4、多头借贷问题。目前的现金贷市场缺乏实质监管,绝大部分平台都没有接入央行征信体系,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信息共享平台。一旦多头借贷风险爆发,对行业而言,很可能是系统性风险,并波及资金方。

5、信息披露问题。这么多现金贷平台,产品利率到底有多高,到底哪些人在借钱,资金从哪里来,资金成本有多高,是不是应该说清楚?

需要说明的是,现金贷市场的主流,还是商业银行和互联网巨头等头部公司的产品,它们相对规范一些,极端的利率超过50%、100%的产品占有率很有限。

回到本文的标题,我想总结的是:高利贷不是魔鬼,现金贷更不是魔鬼,尽管始终存在一些恶性案例。然而,在残酷的现实和复杂的人心面前,高利率本身是没有罪的。

可是呢,在任何时代,高利贷都不是一个体面的生意。利率越高,这事儿就越不体面。哪怕你没做越界犯法的事,哪怕你真的风控牛逼赚很多钱,最好闷声发财,别学罗敏、周亚辉之流。

我很建议罗敏和周亚辉去读读高利贷的历史,相信读完后一定脊背发凉。

你看烟草公司多挣钱,什么时候见过他们的人出来装逼,也就逆袭的屌丝new money爱显摆,坑了自己还拉上一堆人垫背。别以为自个是收割者,被收割不过分分钟的事。

备案压顶,P2P“壳”生意风生水起

随着网贷备案的临近,P2P平台变得突然紧俏,业内一些“求购P2P平台”的消息经常见诸于各行业社群内,有些中介专门经手起了P2P壳生意,甚至是行外私募投行的人都蠢蠢欲动想要收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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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壳上市、买壳卖壳,这原本是A股市场的事,不过,近来互联网金融行业也悄然兴起了一股“买卖P2P壳”热。

2018年,对于所有的网贷平台而言,完成备案成为第一要务。

按照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在2018年4月底之前完成辖内主要P2P机构的备案登记工作,6月底之前全部完成。

随着网贷备案的临近,P2P平台变得突然紧俏,业内一些“求购P2P平台”的消息经常见诸于各行业社群内,有些中介专门经手起了P2P壳生意,“现在不仅是行内,甚至是行外私募投行的人都蠢蠢欲动,想要收壳。”

P2P买壳生意火热背后有着合理的逻辑:买卖一方想套现走人实现金蝉脱壳,另一方想捡个便宜的平台,对于一些实力弱小的平台,在高的备案门槛面前,退出或转让平台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华夏时报》记者调查了解到,看似热闹的卖壳生意后,条件却并不低,很多买壳方是冲着平台备案而来,获得备案相当于获得一张类金融牌照,但是相对于上市公司成熟的壳市场,P2P壳存在着估值、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有中介直言——看似火爆实则交易成功的少。

丰富的壳资源

 

《通知》明确提出五项原则:对于验收合格的P2P平台,予以备案登记,确保其能够正常经营;对于积极配合整改验收工作但最终没有通过的平台,可根据其具体情况,或引导其逐步清退业务、退出市场,或整合相关部门及资源,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并购重组等。

眼下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各地关于网贷备案的消息开始躁动起来。

1月3日,上海金融办已召集各区金融办开会,下发了网贷平台验收指引。上海网贷备案的原则是“从严把控、不设指标、合规一家、确定备案一家”。

1月4日,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主办P2P网贷合规整改研讨会,邀请深圳金融办、深圳银监局参加,会议主要是为了引导协会会员自查自纠,加快完成合规整改,实现整改验收,争取早日备案。

同一日,北京金融局下发通知强调,验收备案只求质量,不求数量,通过一家备案一家,没有数量额度等限制。“验收标准没有所谓的细则,均根据国家1+3的规定、57号文及148项规则。”

所谓1+3规定是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登记管理指引》、《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及北京地区2017年下发的148项整改规则。

有北京平台负责人表示,网贷平台获得备案的门槛挺高,目前北京的整改是一家一策,对应着细则一一整改。

平台在整改中,还有很多硬性指标,仅以银行存管这一指标来说,目前还不到一半平台完成。按第三方最新数据,全国大概只有700多家正常运营的网贷平台上线银行资金存管系统,还有一千多家平台未上线存管。

据网贷之家报告,截至2017年底,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为1931家,相比2016年底减少了517家,全年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一直单边下行,“由于平台整改进程尚未完成,预计2018年网贷行业运营平台数仍将进一步下降,具体下降速度取决于备案及合规情况,从目前信息估测,2018年底或将跌至800家左右。”

“2017年6月是所有网贷平台备案的最后期限,备案大考能够筛掉一大批网贷平台。顺利备案的企业,日后自然就成了正规军,无法备案的平台按监管要求可能会封网。”一名互金业内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小平台来说能不能安全备案落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了。

事实上,政策方面,监管部门对网贷行业的并购重组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对平台来说,大平台需要通过并购整合可获取更多的业务场景,拓宽资产端,而无法通过备案的中小平台,可通过合并重组而生存。如果无法落地转型又不成功,提早在一个高位卖掉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而行业大量的平台则提供了丰富的壳资源。

估值交易存难题

 

目前网贷平台备案虽然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但备案权限已经下放到了各地的金融办。

“备案政策下放到金融办,操作空间相对会大点。”有分析人士称,监管政策的不一,实际上也造成备案的洼地或高地。

P2P的备案和监管也会呈现地方特色。1月2日,江苏省互联网金融协会召开了《江苏网贷备案办法》的政策研读会,提到各网贷平台尽快整改到位以接受“家规”的检验,主动拥抱“家规”。另外,据网贷之家称,深圳平台的备案下放到区金融办,交由第三方验收,由区金融办负责。

备案的下放,难免出现地方抢跑的情况。此前,厦门率先公示5家拟备案的P2P平台,最近公示平台之一的农金宝在官网称“我司按照银监会等部委政策规定,及地方金融办指导已完成对平台的整改,已达到地方金融办要求的合规标准,在地方金融办已提交备案登记信息,经公示,已经获取正式备案文件。”

另外,浙江也传出两家网贷平台完成了机构备案登记信息确认等待公示,不过上述两地金融办均未对平台备案作出回应。

在备案消息的影响下,P2P升温,在互联网金融持续整治低迷下,网贷扮演王者归来的角色。有接近监管政策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国家给互联网金融合法性出口主要就是P2P了,互联网资管、金交所等模式违规均在整治。

或正是种种因素,造成P2P壳的交易热。有中介表示,最近P2P很热了,不仅大平台在问,投行私募都在寻找合适的平台,尤其是有备案指标的平台。

不过,目前行内对P2P平台的估值,并无太统一的标准。一家P2P运营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目前P2P平台的壳资源估值主要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硬实力包括股东背景、高管团队、财务盈利能力、风控能力、合规程度和意愿等,而软实力则包括所获奖项、协会、三方评价认可之类的,“这相当于P2P上市公司估值纬度,比如企业的负债和资产、杠杆等,资产包括现金流和等价物等。”

最近,一家待售P2P平台的信息引起不少关注,该平台待收1个多亿,活跃用户一万左右,最为关键的是平台已经有银行存管、ICP许可证,而且获得了整改通知书,这意味着离备案又近了一步。本报记者了解到,该平台报价为几千万,与注册资本金相当。

据了解,目前已有大的平台方有意收购。有求购P2P壳的平台方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公司主要是有实力收购P2P平台,一方面为了扩大业务规模,另一方面可以应对借款限额的限制,但前提是这些平台有备案的可能性。

网贷之家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示,目前平台处于备案冲刺阶段,过了备案的平台价值上升,收购方看中这点很正常,另外收购方还看中的是用户和融资能力,“一般规模中等、股权和业务清晰、坏账少的一线平台比较受欢迎。”

不过,也有中介方表示,现在P2P的壳交易虽然看起来比较活跃,但是真正做成功也比较难,主要是信息透明度,双方要求等,“我最近帮一家大型央企收购P2P平台,对方要求待收10亿,但像这种已算是大平台了,如果合规备案谁又愿意卖呢?”

另外,由于还没有官方确认的平台备案成功案例,交易各方也处于观望状态。上述业内人士表示,未来网贷资产方要合规、资金方也要合规,合规的资产方直接对接合规的资金方,这也会影响P2P的长远价值、影响估值等。

上海成线下理财爆雷“重灾区”,逾800亿元恐打水漂

一般来说,线下理财公司的资金规模是一个未知数,由于没有托管机构或者存管机构,监管部门很难监测到其规模,不能通过规模变化来分析理财公司存在的风险。而且理财产品资金的流向非常不透明,监管可操作性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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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上海已有大大集团、中晋资产、炳恒集团等20余家线下理财公司发生风险事件,涉及金额1000多亿元。

从快鹿旗下金鹿财行出现挤兑风波,之后的中晋资产又陷入庞氏骗局被警方查封,再到融宜宝积家投资(北京)公司上海分部被曝涉嫌非法集资遭浦东警方立案调查。7月4日,上海金融理财再爆雷区,上海亨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俊雄6月22日失联,随之消失的还有其司机李东东以及公司3500万元的抵押权证。据悉,该公司目前未兑付的客户本金约1.5亿元,客户数量477名。目前,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已对该事件立案侦查。7月11日,上海中民信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公告称,因其法定代表人配合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从即日起,理财产品兑付工作延期执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一时间,上海这座国际金融中心成为线下理财平台的“重灾区”。网贷天眼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来上海出问题的线下理财平台涉及金额达1000亿元以上,预计待还金额超过800亿元。盈灿咨询高级分析师张叶霞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出问题的平台所涉及金额的具体数字难以统计,“由于线下理财公司信息披露度差,无法获得准确的涉及金额和待还金额,预计涉及资金规模超千亿元。影响比较广的主要是金鹿财行和中晋资产,严重程度还需要看后续这些公司偿还投资人资金的情况。”

今年上半年频爆大雷,涉及金额达1000亿元以上

自e租宝非法集资案曝光以来,进入2016年的线下理财平台一直频频爆雷。本报记者从网贷天眼数据研究院获得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来上海出问题的线下理财平台包括中晋资产、融宜宝、上恒资产、炳恒集团、长来财富、盈玺资产、盘聚资产、上海鹏华、晋兴资产、金鹿财行、当天财富、国洲金融、大骏财富、国弘汇金融、巨玺财富等等,涉及金额达1000亿元以上,预计待还金额超过800亿元。

根据盈灿咨询的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开始,线下理财、财富公司的数量成倍增长,2014年-2015年,此类公司数量更是不断攀升。北京、上海成为线下理财公司最集中的城市。从2016年上半年来看,4月份成了爆雷重灾月份。融宜宝、中晋资产、大骏财富、望洲财富等多家平台被“爆”,其中中晋资产的影响最大。

4月6日,中晋股权投资基金等“中晋系”公司因涉嫌非法集资被查处。受此影响,“中晋系”的实际控股股东国太控股介入的三家港股上市公司6日均暴跌。4月7日,除华耐控股停牌外,中国创新投资、中国趋势早盘均大跌。

从公开的规模来看,涉案主体中晋资产是一家百亿元级的理财平台,其在销售端的品牌是在上海颇为有名的“中晋合伙人”。根据中晋此前的公开宣传,截至2016年2月10日,中晋合伙人的投资总额已突破340亿元,涉及超过13万人。

有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线下理财的对象主要是中老年人,这部分群体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弱,容易被线下理财高大上的门面和小恩小惠所迷惑,无法做到理智投资,遇到行业或公司负面消息,容易产生羊群效应,造成集中兑付”。

而据本报记者调查发现,一般来说,线下理财公司的资金规模是一个未知数,由于没有托管机构或者存管机构,监管部门很难监测到其规模,不能通过规模变化来分析理财公司存在的风险。而且理财产品资金的流向非常不透明,监管可操作性非常低。同时,本报记者发现,七成以上的线下理财平均年化收益率在10%左右,不少理财公司的员工并不是十分了解资金具体投向。

上海为线下理财问题“重灾区”,涉案金额较去年增长数十倍

今年上半年线下理财平台频繁爆发的背后,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多集中于上海。据盈灿咨询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上海已有20余家线下理财公司发生风险事件,包括百银财富、朋尔资产、大大集团、长来财富、金鹿财行、当天财富、中晋资产、望洲财富、国弘汇、大骏财富、炳恒集团、国洲金融、上恒资产等。

据网贷之家报道,在上海杨浦区五角场地区较出名的十二幢商务写字楼里,就有90家投资、理财类公司,这些公司主要以“投资管理”、“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为公司名称的关键字。

投之家CEO黄诗樵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16年上海线下理财平台总涉案金融近600亿元,相较2015年的40多亿元,有数十倍的增长。”

从浅层次分析,线下理财平台频繁“出事”是一种连锁反应。有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随着大大集团、金鹿财行、中晋资产等事件曝出,投资者们对相关理财公司的负面新闻关注度增大,开始意识到线下理财产品风险大,投资人采取提前兑付或者产品到期后不再投资的方式来规避风险,造成了理财公司资金链紧张,从而发生连锁反应,兑付事件爆发。”同时,《证券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线下理财平台频爆于上海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上海经侦的调查强度。

张叶霞则认为,“地区线下理财公司之间也存在不少关联性,例如金鹿财行、当天财富都是快鹿系旗下的,国弘汇、大骏财富高管都曾在大大集团任职,国洲金融是中晋集团前高管创建。”

此外,黄诗樵对《证券日报》记者称,“上海本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机构、金融资产、金融人才方面已具优势,加之较大力度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鼓励政策,使其资源、政策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上海普通民众的理财意识更强,这也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优良的发展土壤,但同时,也给一些打着P2P旗号的线下理财平台有可乘之机。”

人民日报:美国挑起贸易战的要害是破坏规则

如今,“美国优先”正在成为超越一切国际规则的“美国特权”。随着对华贸易战不断升级,白宫一手撕碎了美国的自由贸易卫道士形象,蛮横无理,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将自己主导缔造的国际经贸体制踩在脚下,动摇了世界各国几十年苦心建立的国际经贸秩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

一边挥舞关税大棒,搞极限施压贸易讹诈;一边到处扬言“退群”,想威逼利诱巧取豪夺。现在的美国,活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蛮横踩踏国际经贸规则,不惜破坏现有世界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近几个月的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不顾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例已大幅下降的事实,不顾中国近年来主动扩大开放、不断降低关税的作为,不顾中国已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现实,强制性提出让中国政府削减数千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无理要求,甚至放言“只准美国加税,不准中国反制”。在世贸组织,美国更是多次无端发难,宣称自己在贸易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吃了大亏,动辄威胁要退出,让全球贸易阴霾密布。凡此种种,都是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肆意妄为。

把国际规则当作自家的工具,想用就用,想换就换,美国对待国际规则的这种态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近年来,美国更是通过不断调整、升级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维护其核心竞争力,在知识产权、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服务贸易等方面抬高门槛,为自己“量体裁衣”,制定更符合其利益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延续其“先发优势”,确保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始终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演进。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需求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断深化国内改革以接纳和适应国际规则时,美国已从多边贸易体制中受益了几十年,并始终占有全球经济的控制权和话语权。

如果说这些好处和优势,是美国在现有国际经贸秩序下通过多双边谈判获取的,那么“美国优先”则是直接与国际经贸规则背道而驰了。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美国优先”,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是仗着自身实力地位,以单边挑战多边、以强权挑战规则的霸凌主义。从提出“美国优先”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美国不会再遵守国际规则。说到底,“美国优先”意味着通行规则的退后、让位,意味着美国可以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意味着美国可以用单边主义行动取代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这在经贸领域尤为明显。美国政府通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谈《北美自贸协定》,以及发起201、232、301调查,强迫其他贸易伙伴为美国“再次伟大”做贡献。这种看似确保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理念,最终只会削弱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解决不了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也会把全球经济拖入泥淖。正如美国国际贸易问题专家斯蒂夫·苏拉诺维奇所言:“如果其他国家因此不再与美国合作,国际制度将有可能崩溃,共同利益会逐渐消失,‘美国优先’将变成‘所有人最后’。”

在“美国优先”驱动下,曾经的国际贸易规则发起者、设计者、倡导者,成为地地道道的破坏者、反对者、颠覆者,这样的变脸表面看是任性,骨子里就是霸权主义。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多来,美国政府对数十个国家的94项“不公平交易”进行调查,同比激增81%。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是迄今为止最大“不守规矩者”,世贸组织2/3的违规都由美国引起。不仅如此,美国甚至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新成员任命,导致争端解决机制无法正常运转,多边贸易体制岌岌可危。

一个无视规则或者没有规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正如十字路口不能缺了红绿灯,体育比赛不能缺了裁判员一样,国际经贸规则对于商业运转和全球贸易,犹如空气和阳光,须臾不可少。美国主导创建的国际经贸体系尽管不完美,但毕竟为国际经贸活动提供了一套各国认同和遵循的规则,这套规则运行几十年来,成为国际贸易不可缺少的基石,绝不能被随意丢弃,更容不得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完善的国际经贸体系,需要强化规则意识,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通过贸易伙伴之间的平等协商加以推动。美国有诉求也好,有怨气也罢,都可以在现行国际规则框架内、在谈判桌前协商解决。动不动就不顾规则,不讲道理,擅自采取加征关税的单边主义措施,势必给全球贸易秩序带来冲击,把国际经贸规则拆散了架。更何况,白宫反复强调的所谓“贸易公平”,并非基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公平竞争,而是基于“美国优先”的利益取舍,完全踢开了事事讲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精神,这会毁掉国际社会共同维护的基本经贸规范,哪有什么公道正义可言?

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美国可以由着性子胡搅蛮缠,世界经济、全球贸易却由不得、经不起这般折腾。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1%,而美国的做法无疑在给这一复苏势头蒙上阴影。经合组织的分析认为,如果加征关税导致中美欧贸易成本上升10%,全球GDP将被拉低1.4%。美国为了一己之私,挖国际经贸规则的墙脚,薅全球贸易的“羊毛”,侵蚀的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之基,切断的是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之源。

抛弃现行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自顾自地玩单边主义,搅乱全球经贸秩序,其危害究竟有多大?或许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

7月6日,就在美国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的当天,《华盛顿邮报》发文称:“这一天或许会成为经济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日子,就像胡佛总统1930年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一样。”这个在美国“青史留名”的法案,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大幅提升进口商品关税,引发各国自保跟进,接连出台高关税壁垒和更严的进口限制、结算协定、货币管制等保护主义措施。该法案被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是使美国深陷大萧条并给全世界带来大灾难的原因之一,国际贸易因此遭受重创,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降至1933年的242亿美元,世界工业生产降幅达30%。

时隔近90年,美方挑起的这场对华贸易战,莫非能侥幸逃脱历史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不产生灾难性后果吗?恐怕很难。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若关税回到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之前的水平,全球经济将立即收缩2.5%,全球贸易量削减60%以上,影响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爆发小型贸易战,即关税增加10%,大多数经济体的GDP将减少1%至4.5%,其中美国GDP将损失1.3%;而如果全球爆发严重贸易战,即关税增加40%,世界经济将重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5月初,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在内的1100多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警告美国政府不要采取加征关税的保护主义政策,避免重蹈上世纪30年代的覆辙。这封由美国全国纳税人联合会公布的联名信称,1930年,1028位经济学家曾写信敦促美国国会拒绝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当时国会并未采纳这些建议,致使美国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虽然1930年以来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当时信中阐释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依然适用,今天,美国人又面临一系列保护主义新措施,“我们深信提高保护性关税是错误的!”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创新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技术和文明进步。各国经济已不同程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彼此依存、兴衰相伴。现有多边国际经贸规则是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性保障,遵守规则,必将做大全球财富增长的蛋糕,而破坏规则,就会贻害全球繁荣发展的环境。美国一错再错的单边主义行径,是对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最大威胁,正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和唾弃。没有规则这块基石,不仅无法实现所谓的“美国优先”,还可能让各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落后状态,葬送来之不易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到建设“一带一路”,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既是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是在为世界谋大同,彰显的是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责任担当。美国挑起这场贸易战的要害在于破坏规则,中国坚决顶住压力,坚定反对贸易霸凌主义,坚持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而战,为维护全球经济发展环境而战,为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战,就是要还国际经贸秩序一个公道正义、一片清朗天空。困难再大、挑衅再多,中国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合力驱散笼罩国际经贸体系的乌云,让规则的阳光照亮世界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

中储粮:全部通过美国以外国家采购大豆,可满足日常运营需要

紧跟国家贸易政策精神和国际油脂油料贸易形势,中储粮积极调整大豆采购来源地,主动构建更加多元的进口大豆供应体系。

扩大了从南美采购大豆的规模,5月份以来大豆采购量约250万吨,其中南美大豆占90%以上;继续研究探索从黑海地区等新兴产区进口油料的可行性,近年来,黑海地区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家的大豆、葵花籽等油料的产量和出口量增长比较快。

据介绍,从目前中储粮储备轮换和加工的实际情况看,全部通过美国以外的国家采购大豆,是可以满足日常运营需要的,并没有出现加工厂停产、供不应求、市场价格明显上涨等情况。

近段时间,外界有人推测,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加征关税措施,有可能会使国内的大豆供应产生一定缺口,因此中国可能仍需要进口一部分美国大豆。“从业内企业的角度看,这部分缺口完全可以通过多元化渠道予以解决。”中储粮相关负责人表示。

首先,加大从南美、加拿大等其他大豆主产地进口大豆,这些地区还有很大的增产潜力及供应潜力。特别是阿根廷大豆产量恢复后,预计可增加1500万吨以上的供应量。同时预计巴西将趋势性增加大豆播种面积,产量有可能增加500万吨以上。乌克兰、俄罗斯等“一带一路”参与国未来也可能逐步成为中国的大豆供应国。

其次,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国内大豆需求量和进口量实际上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一是通过扩大豆粕和其他杂粕进口,替代一部分大豆进口,保证饲料蛋白供应;二是目前国内饲料行业正在逐步推广应用低蛋白饲料粮配方技术,既满足合理的蛋白需求,同时减少一部分大豆需求。

再次,国产油料作物仍有一定的增产空间。近年来,国家和地方相继实施了一系列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如调整镰刀湾地区种植结构、增加大豆种植面积等,取得了明显效果。此外,利用长江沿线地区大量冬闲地种植油菜籽,也会一定程度提高国产油料作物供给。

人社部: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大于支,按时足额发放有保障

人民日报8月11日报道,今年,关于养老金的新政策新举措频频出台。年初,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2018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从2018年1月1日起,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这是我国连续14年调整基本养老金。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决定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自2018年7月1日起实施。

记者注意到,每当关于养老金的政策发布时,一些涉及养老保险的话题、帖文就会在网络热传。在热议政策红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容易引起迷惑的误读,比如:“养老保险只用缴满15年”“省里养老金收不抵支,以后领养老金无保障”……有些误解甚至多年来反复被传播,让不少人产生疑惑。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回应了公众对养老金政策的疑惑和误读。

有些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因此领不到钱?

回应:自今年7月1日起,我国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大于支,按时足额发放有保障

近日有自媒体发文称,“2018年—2020年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仍有13—14个,且进一步分化的趋势逐步增大。”这让相关省份的不少参保者担心:养老金是不是领不到了?

对此,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回应,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没问题,全国各地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不足的省份,目前制度运行都很平稳,养老金发放有保障。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局部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是事实,但这不意味着全局性风险。2014年,我国出现3个省份收不抵支,之后又有所扩大,这主要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省级统筹的结果,不影响个人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从全国看,养老保险基金近年来一直收大于支、结余持续增长。其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2017年收入3.29万亿元,支出2.85万亿元,当期结余4389亿元,累计结余4.14万亿元。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缓解部分地区基金收支压力,从今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作为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第一步,均衡地区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担,调剂余缺,更好地确保全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发放。与此同时,国家已采取了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强化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等措施,能够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长远来看,通过改革和完善基本养老金制度,包括开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做大全国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等措施,长短结合、综合施策、多措并举,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养老保险缴满15年就不用再缴?

回应:15年只是判断达到退休年龄后是否具备领取养老金资格的条件;养老保险长缴多缴,退休后每月能领得更多

一些参保的群众认为,养老保险缴满15年就没必要再缴了,反正到退休年龄后一样可以领养老金。还有一些年轻人认为,眼下收入低,先不那么早参保缴费,等离退休年龄接近15年的时候再缴也不迟。

人社部对此回应:缴费年限满15年只是判断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是否具备养老金领取资格的一个条件。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城镇单位就业取得劳动收入的,应当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单位和职工未缴纳的,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责令限期缴纳或补足并加收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予以处罚。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遵循“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原则,退休时计算的养老金水平,与其缴费年限的长短、缴费水平的高低直接相关,因此,参保人员尽可能地长缴、多缴,退休待遇才更有保障。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解释说,以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后参加工作的参保人员为例,其退休时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由此可见,个人缴费时间越长、缴费越多,退休后每月养老金就领得越多。

地方养老金调整得迟,调整之前几个月的钱不发了?

回应:各地发放到位的具体时间可能不尽相同,但无论何时落实上调后的养老金,都须从调整当年1月1日算起并补发

一些网帖说,“年初上调养老金,到了7月份也没领到。地方调整得迟,调整之前几个月的钱是不是不发了?”“上调养老金向高龄退休人员倾斜,我68岁了怎么没感受到?”

今年3月,国家明确从2018年1月1日起,为2017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上调基本养老金水平,全国有1.1亿名退休人员将受益。近年来,我国养老金待遇调整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定额调整体现社会公平,同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基本一致。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适当倾斜体现重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照顾。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说,养老金调整后,各地发放到位的具体时间可能不尽相同,但对退休人员而言,无论各地在何时开始组织发放,都要从调整当年1月1日算起并足额补发,“以今年为例,某地可能在6月开始落实上调后的养老金,但同时要补发从1月到5月上调的额度。”

此外,对高龄退休人员的倾斜由地方确定,由于地区间情况存在差异,各地调整养老金的水平和办法等不尽一致。从近年各地做法看,对高龄退休人员的界定,绝大多数省份确定为年满70周岁以上的人员。